诗歌作品 第1篇

在诗歌里

我既可以寻觅过去

又可以迈向未来

如果我是一条鱼儿

那诗便是滔滔江水

诗歌对我来说

如饥似渴

诗歌在我生命中有多重要

我，已经不能用语言来表达

因为，我的文字太笨拙

写不出梦幻般的文字

到底是

生活如诗

还是诗如生活

我不会去弄清楚

反正，还是离开那一个字

每当品读一首诗

生活的路边，总会

亮起一盏灯

生活没有夜路

路边等着打劫的鬼魅

无计可施的

退回黑暗的角落

冬天来时候

我不怕冷

不担心冰雪封锁去路

看窗外雪花纷飞

我在欣赏一首雅诗

热血在血管里起舞

秋风——那使者

传递果实成熟的讯息

每一句话，散发诗的香气

果实是诗的.韵律

当我品尝香甜可口的果实

你可知道

我在念一首美诗

虽然盛夏高温如火

把我当成

蒸笼里的小笼包

蒸了又蒸

我微笑却在快乐中

把她当成一首诗，一首

喷发着激情的热恋诗

那如熔岩喷发的诗情

不知疲倦地念了又念

大地春回

那花草鱼虫还有飞禽走兽

终于盼到春天里的诗歌盛会

她们都是为讨论诗歌而来

白云给大家献上一张白纸

她说，风起的时候

它是一首诗

春天是诗歌海洋

我的梦

在诗歌里飞扬

诗一路伴我走来

又引我一路前进

如果说我相信命运

那命运就是

一首最美的诗

诗歌作品 第2篇

关键词：宋代；诗人；焚稿；缘由；内涵

一、诗人焚毁诗稿的缘由

诗人文学自觉性中的自我选择意识

在唐宋时期，文人对自己作品的收集，对自己诗集的编纂已经具有一定的自觉意识，所以在诗集的编纂过程中，就有一个去粗取精的过程，抛弃不符合自己诗歌理念的内容，或是毁掉自己不满意的诗歌作品等。例如叶梦得《避暑录话》中记述的一段黄大临对其弟弟黄庭坚的言论，曰：“鲁直旧有诗千余篇，中岁焚三之二，存者无几，故自名《焦尾集》。其后稍自喜，以为可传，故复名《敝帚集》，晚岁复刊定，止三百八十篇。”[1]另外还有南宋时期的韩元吉，在其《焦尾集》序中自述到：“予时所做歌词，间亦为人传道。有未免于俗者，取而焚之。然尤不能尽弃焉，目为焦尾集，以其焚之余也。”[2]这清晰的记述了黄庭坚、韩元吉有意识、有决心通过自己的诗文扬名后世，从而着手准备自己的诗稿。因此，在他重新对自己的诗文草稿进行审视过程中，焚毁了那些自认为“劣质”的诗文。他们的这种行为正是出自诗人在自觉收集、编纂过程中的那种自我选择意识。

诗人学习先进诗歌理念的自觉意识

在诗歌发展进程中，诗人有着强烈的创新意识，特别是在宋朝时期，宋人为了超越前辈，使自己的作品能够和前人并驾齐驱，更加致力于诗文的革新。由此，许多诗人在某种契机之下，焚毁自己以前的作品，抛弃自已以前的作诗方式、方法或者作诗风格，顺应时代潮流，顺应诗文发展的需要，接受新的风格，学习新的作诗方式、方法，例如宋代诗人陈师道。

陈师道，字履常，一字无己，别号后山居士，自幼笃学能文。十六岁拜曾巩为师，得其古文笔法。陈师道的文学成就，特别是诗歌成就很高，在宋代能够自成一家，人们常常“黄陈”并称，后被列为“一祖三宗”中“三宗”之一。这在他的诗文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他曾献诗给黄庭坚云：“陈诗传笔意，愿立弟子行”，在《答秦觏书》中自称：“仆于诗初无师法，然少好之，老而不厌，数以千计，及一见黄豫章，尽焚其稿而学焉。’诚以其苦心深造自成一家，不拘拘于规抚涪翁，正其善于学涪翁也…”[4]文中说到陈师道在亲眼目睹了黄庭坚出类拔萃的诗歌作品之后，再拿自己的诗作进行对比，显出自己诗歌作品的贫瘠，便坚决把自己以前的作品焚毁，学习更加优秀的诗歌观念。

二、诗人焚毁诗稿的文化内涵

文人的自觉意识

从“文人相轻”到“愿立弟子行”诗歌观念的转化

“昔《储说》始出，《子虚》初成，秦皇汉武，恨不同时。即同时矣，则韩囚而马轻，岂不明鉴同时之贱哉？至于班固傅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下笔不能自休。及陈思论才，亦深排孔璋，敬礼请润色，叹以为美谈；季绪好砥诃，方之于田巴，意亦见矣。故魏文称文人相轻，非虚谈也。”[6]文人相轻，自古使然，但是这一现象到了宋代有了很大的改观，在宋朝诗人中，诗人们不仅乐于向比自己优秀的诗人学习，也会诚恳地拿出自己的诗稿，请高人批评、指正。诗人对自己的缺点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对别人的批评能够虚心接受，甚至“愿立弟子行”。

例如前文所举的诗人陈师道，另外还有南宋时期的向士諲，他在为徐俯诗集所作的序文中说道：“始为诗以数百计，一见师川快说诗病，尽焚其稿” [7]向士諲和徐俯相遇，讨论诗歌，向士諲便接受了徐俯的批评建议，焚毁自己部分的诗稿。这些都表明了文人之间由那种“文人相轻”的观念向“愿立弟子行”观念的转化。也正是这种观念的转化，出现了一部分诗人焚毁自己诗稿，以追求更高的诗歌理念。

强烈的文学自省意识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8]中国文人深受儒家文化思想的影响，时时对自身进行反躬自省，以期来完善自我。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对于本人文学观念的自省，另一方面是对当时整个文学观念的自省。延之尝云予诗每变每进。能变矣，未知犹能进否。他日观此集，其羡也乎？其亦厌也乎？”[9]就是这种不断自省不断创新的精神，使杨万里的诗歌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成就，与陆游等并成为“中兴四大家”，被公认为当时诗坛领袖。而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对当时诗坛崇尚江西体的现象进行反省与自省，创制“诚斋体”，冲破江西体的种种藩篱，自成一家，推动中国诗歌向前发展。所以杨万里在1162年焚毁自己的诗稿，儒家的自省精神，文学的自省意识也是促使其焚诗重要的缘由。

通过对宋朝诗人焚毁诗稿行为的分析和探索，并在这个基础上反观唐宋诗人的文化心理。我们可以发现，任何一种文学现象的产生，与当时文学思潮的演进，伦理道德的变化与当时政治环境息息相关。研究诗人的这些行为，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的了解诗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解读宋人诗歌，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这个时期的文化。

参考文献：

[1]叶梦得.避暑录话.[M].上海.商务印书馆..

[2]《四库全书》本《焦尾集序》卷首.

[3]陈师道.后山居士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卷十.9.

[4]冒广生 冒怀辛.后山诗注补笺.[M].北京:中华书局.—621.

[5]《四库全书》本《庆湖遗老诗集》卷首.

[6]范文澜.文献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713—714.

[7]楼钥.攻媿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713.

诗歌作品 第3篇

关键词：云南诗歌总集；地方类；范畴

云南古代诗歌总集的纂辑从明代开始，清代渐趋发展繁荣，至民国为止，共产生诗歌总集二百余种，在全国范围来看，也算较为突出的现象。云南诗歌总集具有多方面的探究价值，本文对云南诗歌总集的范畴予以初步界定，以期抛砖引玉，引起学术界对这部分文献资料的重视。

对云南诗歌总集可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所谓狭义，即通常意义上的云南地方类诗歌总集。浙江大学教授朱则杰先生在《关于清诗总集的分类》一文中，对地方类诗歌总集这样界定：“与全国类相对，一般明确限收单个省份以下地区之作家，传统目录学通常称之为‘郡邑’之属。其中一部分可能附录有关外地作家，但明确以‘寓贤’处之，而立足点则仍在本地。”[2]（P101）上述观点客观地概括了地方类诗歌总集的实际情况。关于云南地方类诗歌总集的范畴，可从地域、体裁、时段三个方面予以说明。

一是地域。云南地方类诗歌总集，至少包含以下两层含义：

较为常见的方法是，将“流寓”独立出来，与“方外”、“闺秀”之属集中置于卷末。如袁文典、袁文揆同辑《滇南诗略》卷四十三至四十五，收录“流寓”刘范、倪蜕、吴铭道等七家诗作；又如袁嘉谷《滇诗丛录》卷九十九，收录“流寓”支渭兴、方光琛等十八家诗作。

另外，地方类总集也收录与本地区相关的外地作家作品。部分总集有内编、外编之分，将本邑人之诗文与外属人之有关者分开编排。如方树梅辑《晋宁诗文征》，《诗征》分为《内编》七卷、《外编》三卷，《文征》分为《内编》六卷、《外编》四卷。内编采录晋宁本邑人作品，外编则采录外属人有关晋宁之作品。又如王灿、李鸿祥同辑《玉溪文征》卷首《内篇》序云，“属于邑人者为内篇，与县人及县事有关者为外篇”[3]（第1a页），等等。此类总集多收录省外诗作。

又有将土著、流寓及其他相关诗人诗作混为一编，未作区分者，如李根源辑《永昌府文征》。该集“于郡人著述外，凡前人诗歌、撰著与斯土有关之作，亦最录焉”[4]（第1册，P8），“凡筹边驻节、经略南徼，涉及永人、永事、永地之撰著足资稽探者，录焉”；“凡四方来官吾永，或游踪曾至吾永，或移家寓居吾永，其所载笔足备掌故者，录焉”；“凡足迹虽未至吾永，而记述、序论、投赠、遥怀有关永人、永事、永地者，录焉”[4]（第1册，P15），等等。编者并未将其纳入土著、流寓或内编、外编等门类，而是以时代先后为序，置之于“自汉、唐、宋、元、明、清以迄于民国”的框架之下[4]（第1册，P12），如《凡例》云，“凡排列先后、分类次序，一依撰人时代为断，游宦、流寓以莅永岁月为衡”[4]（第1册，P15）。该集收录极为庞杂繁富，可视为地方类总集中收录与该地区相关作品的一个较为突出的特例。

其二，总集的选诗范围立足于云南，在层级上可分为省、府、厅、州、县级，甚至乡一级等，着眼于该地域诗歌文献的辑存。例如袁文揆、袁文典同辑《滇南诗略》为云南省级诗歌总集，萧声辑《江川诗征》为江川县级诗歌总集，李启慈辑《阳温暾诗钞》为和顺乡级诗歌总集等。

但是，云南地方类诗歌总集还可能包括少数其他情况。一种情况是完全收录外地人所作与云南相关的作品。如福建林绍年辑《滇闱唱和集》，收录监临滇闱同寅唱和之作；山东蔡振中辑《昆海联吟》，收录因委办滇铜事，先后宦滇同人酬赠之作等。尤为典型的当属方树梅辑《历代滇游诗钞》，搜采省外人仕宦、幕客、谪戍、经商以及游历滇南所作之古近体诗。该集对于考察游客与滇省文化之关系，以及编写云南文学史、云南古迹名胜史，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另一种情况是所收作家已经超出了一省范围，甚至遍及全国。如张维翰辑《丙子螺峰登高诗集》，参与集会的诗人不限于云南本省，其中胡道文系四川蓬溪人，周晋熙系安徽怀宁人，何孝简系四川郸县人，童振藻系江苏淮安人等。上述两类总集所收虽溢出云南一省，但以云南为明确着眼点，所以仍视之为云南地方类诗歌总集。

二是体裁。总集收录的文体主要是诗，但有的同时兼收词、文等。例如王灿、李鸿祥同辑《玉溪文征》与方树梅辑《晋宁诗文征》，收诗、文两类；李根源辑《永昌府文征》收诗录、文录、纪载、列传四类等。对于这类诗、词或诗、词、文、赋等兼收的总集，本文仅考察其中的诗歌部分，其他则不论。

三是时段。本文考察的云南诗歌总集，系自明代以迄于新中国成立（1949年）之前所编定者。也有极少数总集如方树梅辑《历代滇游诗钞》与《历代滇诗选》、袁嘉谷《滇诗丛录》等，卷帙浩大，最终定稿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再说广义。云南地方类诗歌总集代表了云南诗歌总集的主体部分，但笔者以为尚不能囊括云南诗歌总集的全部。要全面地描述云南的诗歌总集编纂活动，更进一步考察云南诗坛与省外的交流互动，则云南诗人所辑全国类以及其他省之地方类诗歌总集，包括少数收录云南人外地为官时与当地士民唱和诗作之总集，理当都在考虑范围之内。

如李因培辑《唐诗观澜集》与释元位辑《净檀诗粹》、《音吼庵选诗》（又题《历朝名诗》）等，前者收录有唐一代应制及试帖诗作，后者收录历代方外释子及有关诗家诗作，这类总集着眼于全国，系全国类诗歌总集。将其排除在外，则云南诗歌总集纂辑的全貌得不到展现，真实水平得不到反映，相关认识也只能是不完整的、片面的。如果意在通盘考察云南诗歌总集纂辑的全貌，那么对其范畴当取广义的理解，即包含云南地方类诗歌总集，以及云南人所辑其他类型诗歌总集。

据此，丁应銮辑《落花诗刻》，收录云南、江南（包括今江苏、安徽两省）诗家同题唱和之作，系清代全国唱和类总集；师范辑《雷音集》，收录望江先哲之诗文，系通代安徽地方类总集。凡此种种，云南人所编纂其他类型之诗歌总集，不论着眼于全国或云南省外其他地域，其总体数量虽不多，但从展现云南总集编纂实绩的角度出发，均当纳入云南诗歌总集的范畴。

至于部分收录云南诗作的其他全国类诗歌总集，规模较大者如钱谦益辑《列朝诗集》、姚辑《诗源初集》、王昶辑《湖海诗传》、陶煊与张灿同辑《国朝诗的》等，规模较小者如周长森与俞敦培同辑《恬园唱和诗钞》等，虽收录云南诗人诗作若干，因所占比重很小，且并不着眼于云南，故不纳入考察范围。

关于云南诗歌总集的范畴，还有以下几点需要加以说明。

首先，诗歌总集与别集之间可能存在交叉的情况。

一是总集中包含别集。

凡是丛刻形式的总集，以及总集内部各家单独成卷并有专名者，其各家作品都可以视为别集。如王灿辑《滇八家诗选》，该集所收八家，人各一卷，卷次相属，顺序为钱沣、黄琮、戴孙、朱、赵藩、张星柳、陈荣昌、李坤。各卷分别题“×××诗选”，均可视为别集，《中国丛书综录》即据此予以收录[5]（第1册，P882）。如赵藩辑《呈贡文氏三遗集合钞》，依次收录文祖尧《明阳山房遗诗》一卷、《遗文》一卷，文俊德《余生随咏》一卷、《醉禅草》一卷，文化远《晚春堂诗》八卷；李根源辑《天叫集脉望集残诗合刻》一卷，收录陈佐才《天叫集》、刘联声《脉望集》等，均属此类。

其他总集中附带收录别集的情况也不少见，如李根源辑《永昌府文征》仿丛书之例，收录张含、徐崇岳、赵文哲、袁文典、袁文揆等三十余家别集；尹家令辑《明朗墨集》，收录其父尹乃灏《修竹山房稿》及自著《橘庵诗文录》；王灿、李鸿祥同辑《玉溪文征》，卷一收录陈表《草池遗诗》，卷二收录严天骏《仲叟诗存》，卷三收录李鸿祥《杯湖吟草》等。

二是别集中包含总集。

某些作家别集特别是内部划分小集者，其中也可能包含诗歌总集，大抵以唱和类居多。如杨绍霆《味苍雪斋诗选》十二卷，内分《南来草》、《仁湖草》、《须江草》、《菰地草》等，末卷《浔水联吟》收录孙夔、张、姜宫绶、项兆松等二十三家诗人与之唱和的诗作若干首。

又有以附录形式收录总集者，如董正官《续漱石斋诗文稿》三卷后附录所辑《兰溪唱和集》一卷，此卷所收系“宰安溪时，因案下乡，致慨所作，邑士民感而和之也”[6]（第2b页），可知乃士民唱和之作。又如谷际歧《西阿先生诗草》三卷，附录其所辑《九峰园会诗》一卷。

其次，总集内部又套有其他诗歌总集。

一是总集分为若干卷，每卷各为一种总集，类似于小型总集汇编，所收多系唱和题咏类诗歌总集。如姚文栋辑《天南同人集》四卷，卷一为《初勘缅界记弁言题词》，卷二为《亚细亚会同人图题咏》，卷三为《中秋夜滇池望月诗》，卷四为《秋夜游金沙江图题咏》；冯誉骢辑《阳关三叠》三卷，卷一为《螳川骊唱》，卷二为《后螳川骊唱》，卷三为《阳关三叠》。

二是总集内部包含其他总集。如方树梅辑《张溟洲先生祠祀录》二卷，收录各家诗作若干首之外，又于卷上收录一部山东省唱和类诗歌总集《甘棠遗爱集》，卷下收录一部全国唱和类诗歌总集《都门九友歌》及一部全国题画类诗歌总集《大海观澜图题词》。

诗歌总集附录其他总集的情况也有，如丁应銮辑《仙馆唱酬》一卷，其民国重刻本附录其曾孙丁鹤年所辑《娱庶舫拾遗》，系全国唱和诗歌总集附录家族文章总集。

要补充的是，有的家谱、族谱中也收录小型诗歌总集。如杨如轩辑《盘谷汇编》（又题《杨氏家谱》），卷一为《宾川赤石崖杨氏家谱》，卷二为《杨太夫人眉寿集》，卷三为《杨太夫人百岁歌诗文集》，卷四为《杨太夫人荣哀录》，后三种均系题咏类总集；方树梅辑《晋宁方氏族谱》，卷八附录《诵芬集》一卷，系家族类诗歌总集一卷，卷九至卷十一附录《光宠集》三卷，系方氏历世交游唱和总集；庾恩荣辑《墨江庾氏家乘》，卷一《庾园求幸福斋述德颂芬录》系题咏类总集。

再次，部分总集与诗话、诗评也有近似之处。

部分诗话的主要功能之一是保存文献，类似于总集。如檀萃辑《滇南诗话》，卷首钱《〈滇南草堂诗话〉序》阐明编纂之缘起：“默斋先生[檀萃，号默斋]道行于滇二十余年，滇人士从之游，门墙极盛。开草堂行诗教，与诸弟子言诗。先生话之，弟子录而编次之，曰《滇南草堂诗话》。”[7]（卷首，第1a页）

全书凡十四卷，分九类：卷一为“滇会”，“滇会者，诸先流寓滇南，为文酒之会而昌诗也”，“凡十六贤”[7]（卷一，第1a―b页），录流寓滇南者之诗会；卷二至卷五为“滇宦”，“纪宦游也”[7]（卷二，第1a页），录滇宦与之交游者；卷六为“滇客”，“滇虽万里，来游者多，台隍枕夷夏之交，宾主尽东南之美，不是过矣”[7]（卷六，第1a页），录滇游与之酬唱者；卷七为“滇友”，“滇友者，友滇之贤士大夫而相与倡诗也”[7]（卷七，第1a页），录师范、袁文典、袁文揆、李合、李凤彩、陈、余淳、大可山人、水衍、刘大绅、杨元裕等相与为友者十一家；卷八至卷十为“滇徒”，“草堂谪居，无所得食，聚徒讲学，利其修脯以自给，其徒渐盛，乃遂称诗”[7]（卷八，第1a页），分上、中、下卷，录门弟子若干家；卷十一为“滇庭”，录其长子檀沐清《迎云集》，次子檀一清《侍云集》；卷十二为“滇淑”，“所纪皆寅好宾友间杂以问，而知其贤淑者，故录而著之，以扬彤管之休”[7]（卷十二，第1a页），录宾友女眷之诗；卷十三为“滇外”，录方外仙释之流；卷十四为“滇记”，“滇记者，居滇之杂记也”[7]（卷十四，第1a页），录《居蛮十三则》，《侨池十三则》。以檀萃为主线贯穿全集，录九类诗作若干首，不相涉及者不录，类似于故旧集。从上述具体情况来看，我们有理由将其归之于诗歌总集的范畴。

总集与诗评诗论著作之间，也有相似者。如段永源辑《杂诗辨体》二卷，该集以辨析诗体为宗旨，取汉魏以来杂诗之各体以及杂韵诗，一一分辨体制。以诗体为纲，收录名家诗作若干首，可视为按体裁编排之诗歌总集。

最后，某些总集与方志之间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交叉。

在方志的撰写中，“艺文”部分不可或缺；反之，某些总集的材料，或部分或全部来源于方志。如朱光鼎辑《宣威州志诗钞》及缪果章辑《宣威县志艺文钞本》，选诗材料分别来源于《宣威州志》、《宣威县志稿》二书，上述两部总集均由方树梅署题，可视为两种半成品形态的地方类诗歌总集。

另外，部分云南地方类诗歌总集也是方志纂辑过程中的衍生品。如《蒙化诗文征》钞本，书封题“通志采访”；《缅宁诗文征》钞本，书封题《缅宁县征集通志稿》；《腾冲诗文征》钞本，其中《腾冲古今文钞》书眉题“通志材料”；《呈贡、禄劝、大姚、龙陵等县诗文》钞本，其中大姚县钞本书眉题“备通志之采”等。可知，上述总集资料即来源于纂辑通志时的采访所得，系民国《新纂云南通志》的附带产品。

综上所述，在对云南诗歌总集予以界定时，应从考察云南诗歌总集纂辑活动全貌的角度出发，其范畴应当包括云南地方类诗歌总集，以及云南人所辑其他类型之诗歌总集。在形态体制上，云南诗歌总集与别集、诗话、诗评等都有交叉近似之处。

[参考文献][1]永等.四库全书总目[Z].北京：中华书局，1965.

[2]朱则杰.关于清诗总集的分类[J].甘肃社会科学，2008，（1）.

[3]王灿、李鸿祥.玉溪文征[Z].民国三十七年（1948）刻本.

[4]杨文虎、陆卫先主编.永昌府文征校注[Z].云南：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

[5]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